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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组织架构设计的深度分析(上)
来源: | 作者:pmoa13d40 | 发布时间: 2017-10-30 | 733 次浏览 | 分享到:

我早年看黄仁宇先生著作的《万历十五年》时,第一次知道戚继光的“鸳鸯阵”。 在书中,黄先生基于当时抗倭形势,详细描述了戚继光独创以“鸳鸯阵”为基础的新军队编制之始末。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戚继光因地制宜的军事组织设计,不是按照惯例继承来的,也不是从哪本兵书上学来的,完全是针对倭寇特殊的作战方式而创立的。倭寇是小部队作战方式,战术素养很高,协同能力很强。之前,政府组织的传统战术模式下的“剿倭”努力基本都是失败的,哪怕是以兵力绝对占优的大部队围剿也同样不能凑效。在这个背景下,戚继光创立了基于自己独特构思的军事组织——戚家军。


戚家军的军事编制为伍、队、哨、营。其中,队是基础作战单位,由12个人构成,包括1名队长、1个伙夫和10个战士,每个队即形成一个“鸳鸯阵”,队形是“442”,战士们分工为长枪手、盾牌手、狼筅手、铛钯手。“鸳鸯阵”依靠的不是战士个人武艺,而是协同互补作战。这种小型混成作战组织在对付倭寇时表现出了惊人的效率,在抗倭战争中从未被倭寇击溃。

后来,戚继光调任蓟辽总兵抵御蒙古骑兵进犯,又创立了混成旅这一新的组织形式。一个混成旅有骑兵3000,步兵4000,重战车128辆,轻战车216辆,以及重炮(当时被称为“大将军”)几门。混成旅中的“战车队”为戚继光新发明的基本作战单元,一辆战车装备“佛朗机”轻炮两门,配20名士兵,其中10人是直接附属于战车的炮手,负责释放佛郎机,另外10人被称为“杀手”,间接属于战车,他们在距离战车25尺半径内应敌。

 

戚继光在军队组织形式与作战形式的创举给我们一个强烈的启示:组织无定型,在其时其境能够发挥出最高“战斗力”是其最高原则。

对于人类来讲,世界的复杂性表现为万事万物几乎都是一个冰山模型,有水面之上的部分,有水面之下的部分。水面之上的部分是直观的,容易看到、容易形成印象的,而水面之下的部分是不直观的、不容易看到的,需要分析、假设、推理、验证等步骤才能知晓。人们最容易迷陷的一个状态就是,见显不见隐,见木不见林。相对于企业整体而言,企业的组织架构本身就是冰山上面部分,是相对直观的;而既定组织架构的适应性与“战斗力”则属于冰山下面部分,起决定性的作用,但不容易看清。企业易陷入的误区就是孤立看待组织问题,就组织而言组织,就局部而言组织,就模仿而言组织,而忽略了组织形式背后的根本——创造价值的效率。

企业存在的意义在于创造价值,价值创造是第一位的,组织分工必须服从价值创造、以价值创造的效率为最高原则。这也意味着,一个企业进行组织设计时,应先明了其价值管道,以价值管道为坐标评估怎样的组织分工与协作方式最有利于“合力”的最大化。比如,基于互联网销售的小米与基于传统销售渠道的OPPO、VIVO,两者价值管道是有差异的,这反映在组织架构上,也必有所差异。再如,采购物料品种较单一的化工企业,与采购物料种类繁多的电子制造企业相比,其采购组织及运作模式必然会有差异。又如,那些实质上只是做加工的企业,与那些真正做产品研发的企业相比,两者研发部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海南岛与大陆之间隔着琼州海峡,时至今日两岸最主要的运输方式还是船运。两岸有多家海运公司,其中最大的一家叫做海峡股份。2014年以前,它的组织架构分部、室两级,但上面有一层虚拟层级是主管副总,其中有一副总主管几乎所有主业务,其主业务方面有三个船队和一个生产作业部,三个船队各相当于一个部级单位,生产作业部下辖调度、市场、客服三个室。当时存在如下几个关键问题:一是每个船队都“五脏俱全”,除了各自的客滚船舶,各自还有为数不少的业务员、岸基人员,因各自为政,资源共享度低,水手们对岸基人员冗员多特别不满;二是船舶调度室被低估了,在其价值管道中,这是一个枢纽部门,但实际上不太被重视,对调度的人员素质也无特别要求;三是因管理幅度过宽,主管副总有强烈的鞭长莫及的感觉。也就是说,这套组织架构配置不太合理,效率很低,冗员也多。

基于这些了解,以提升价值管道效率为宗旨,我在组织架构方面提出几个关键改变点:一是合并三个船队,进行功能性重组,成立一个船舶管理部,负责所有船舶的岸基工作,20多条船舶直接向主管副总汇报工作;二是把船舶之外的调度、票务、业务、市场等关键职能各自成部,划归另外一名副总主管。(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