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形成的诱因看，大体有三种来源：

一是源于群体性内心渴望。群体渴望的、期望的东西，在某种偶然因素触发下，就有可能找到一种载体，形成文化。比如，中国南部沿海地区信奉“妈祖”的文化，就是在渔民世世代代面对不可控的出海风险，渴望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能够保护他们、给他们心理依托的背景下产生的。传统中国存在很浓的求子文化，从南到北，人们会向菩萨、向关公、向泰山奶奶等各路诸神，虔诚许愿求子，其背后正是传宗接代、重男轻女的群体性诉求。

二是源于习惯。习惯的惯性会自然演变为文化。人们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中，会形成与环境相匹配的、特有的生活习惯，这些习惯在人们记忆中不断强化，最后会形成文化。欧洲人自古以来“靠海吃饭”的生存方式使他们形成了海盗文化、商业文化；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因为朝夕迁移、生产产出单一，所以形成了掠夺文化；中国东北冬酷冷、冬季漫长使那里形成了“唠嗑”文化，等等。

上述两种方式是大文化的主要形成方式，也就是民族性的、地域性的、跨度时间长的文化。在此，我们不过多关注，主要关注组织文化、企业文化。这种类型的文化来源主要是如下第三种，即组织内人群博弈的结果。其本质上是一种势，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称为一种特殊的规则。在组织内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中，人们会从不同行为导致的不同利害结果中进行总结和反思，从中提炼出一个“如果a，那么 b”的范式，也就是形成了一个势，它是一种基于事实的“统计”结果，是现实秩序的自然呈现。也就是说，即使在无组织、无意识状态下，一个组织也一定会发展出各种文化来，这种文化不是谁有意识设计出来的，而只是人们基于对现实秩序的“感悟”，自发形成的。

从企业管理的角度，人们更关注如何有意识地引导形成某种想要的文化，这需要用倒推法找到关键因素。文化是现实秩序的沉淀，是一种滞后的“总结”，关键因素在于秩序。什么决定着秩序呢？是事实规则（包括有效的正式规则和潜规则）。反过来讲，文化形成之初，背后一定有现实规则支撑，文化的产生和这些事实规则是分不开的，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文化是对事实规则的总结与提炼。所以，文化的引导要从规则入手。

比如说，华为公司的“狼性文化”，不是因为华为官方大力宣传这种文化，就有了这种文化，背后是有现实的规则支撑的。这些规则一定蕴含了如下要点：

（1）按照文化行事，是公司鼓励的，个人利益也会因此受到奖励；

（2）如果缺乏这种文化精神，则不被公司认可，会收到负回馈；

（3）公司对在狼性文化下可能产生的失误，有较宽包容性。

又比如，华为的“垫子文化”，20几年来一直可以看到华为员工在办公室有一个可以直接铺在地板上的单人床垫，在这个床垫上缝着一个厚海绵一样枕头，这用于午睡、晚上加班睡的。所谓垫子文化，指一种奋斗精神，即为了实现任务目标，不惜累、不惜苦、不惜时，把所有精力、时间聚焦于任务本身的一种奋斗精神。“垫子文化”背后是华为的价值评价体系、价值分配体系。

文化有个特性，就是可以间接形成，即并未直接经历或参与过博弈过程的旁观者，也可以基于观察到的事件博弈及结果，总结并提炼出自己的文化性认知。比如南京彭宇案，被各种媒体广泛报道，有很多个所谓真相版本。从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看，真相似乎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个轰动全国的新闻事件，的确对我国社会文化带来非常大的冲击。在这个事件中，人们读到了一个“势”：做好事是有风险的，好心不一定有好报，所以不要随便去做好事。随着这个“势”的扩大，会对传统助人为乐文化造成越来越大的冲击，进而会促进形成“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负面文化。

文化一旦形成，新加入成员也会很快认同和侵染这种文化。表面上看起来，这是思想教育和氛围熏陶的结果，但其实并没有改变其作为一种诞生于现实博弈而形成的势的实质，与受组织管理规则影响而得以形成的实质。这点很重要，因为很多企业在舍本求末，企图仅仅通过强力“洗脑”就建立一种一厢情愿的文化。这些企业应该记住这句话：文化是做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除了少不更事的人，头脑单纯的人，多数人是会思考的，他们认知一个道理，毕竟还是绕不开“利害计算”这一环节。

总言之，规则是文化的基础，文化是规则的升华。

一定有人会说，规则的形成本身不是也受组织文化的影响吗？所以，文化应该是先于规则的。这么说也有道理，这其实是一个类似“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命题。假如从一个民族、社会、团体等大型主体的大历史、长区间来看，更容易看到是文化影响制度，比如日本人在工业化之前，把米饭做成寿司的那种精细精神，与现代日本企业的精密工艺水平是息息相关的。不过，相对于民族、社会等大型、长历史主体，企业是种小型组织，历史有限，属于短区间的存在，从企业文化要服务于企业管理的角度看（研究企业文化还是为企业管理服务），先有规则后有文化（规则是因变量，文化是果变量，进而文化再扮演下一轮的因变量）是更合理的认知，也更有现实意义的认知。

也就是说，大格局（时间轴与空间轴都很大）下，更容易看到文化生规则，小格局下（时间轴与空间轴较小），则更容易看到规则生文化。其实，即使大格局下，规则生文化的特征也非常明显，只是多数人容易忽略这一点，他们更选择性看到文化生规则。比如，明朝时，大臣对皇帝自称臣，清朝时，大臣对皇帝自称奴才（据说这是一种荣耀，一般入了旗才可以这么称呼）。这二者的差异不应简单说是满汉文化差异，背后还是政治制度的差异，明朝是士大夫制，朝廷要尊重士大夫的人格；满人是搞八旗制的，八旗制是本质主奴制。